中美贸易冲突愈演愈烈，我国的反制措施也是一个接一个。衡量反制效果的最直接指标就是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否破7既是对反制措施的一个评估，也是对后续政策制定的一个起点。9月7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6.8492，自8月份以来基本在6.8-6.9元/美元箱体震荡，距离破7只是一步之遥。
单纯国际经济基本面来看，人民币汇率有破7的压力。我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动基本与美元指数变化相一致，美元指数走强则人民币汇率贬值，反之相反。
美元指数的计算原则是以全球各主要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结算量为基础，参照1973年3月份10几种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变化的几何平均加权值来计算，以100点为基准。在1999年1月1日欧元推出后，标的物从10个国家减少为6个国家。指数没有经过通胀调整，目前构成指数的6种汇率的权重固定不变。考虑到欧元的权重为57.6%，美元指数的涨跌实际依赖美欧之间的经济贸易金融表现。
从经济领先指数来看，美国PMI指数稳步上行，8月份为61.3%，比上月提高3.2个百分点，为2018年的最高水平，其中新订单指数为65.1%，为今年次高水平。欧元区PMI指数高于50的扩张线，但整体下行态势，经济复苏内生动力仍然较弱，8月份为54.6%，延续2017年底以来震荡下行走势。
从利差走势来看，随着美联储下次加息基本上板上钉钉，欧元区跟随的概率基本为零，利差的扩大也有利于美元指数的走强。美联储自2015年底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开始了货币政策正常化操作，共实施了7次加息各0.25的操作，到6月14日止，利率水平为2%。欧央行只从2016年3月份将基准利率降为0以后，再也没有进行利率操作，一直保持在0利率水平。
其他关键因素还包括新兴货币危机和美元的市场机构行为。目前土耳其货币危机是否传染到欧洲国家还需要继续观察，但欧猪五国并不是全球经济的优等生，随时都会受到新兴国家货币波动的冲击。欧元区尽管宣布了缩减购债计划，但具体行动要推迟到2019年。但不利于美元指数走强的是，100为强压力位决定了此次美元指数是反弹或者是反转。2017年多次短暂突破但从没有站稳，因此希望简单减税、贸易冲突向其他国家剪剪羊毛支撑美国走出一个独立的经济上周期难度较大，暂时看不到美元反转的迹象。
国内经济金融层面不支持人民币汇率破7，由于CNY的走势基本不反应国内经济金融走势，更多是央行与对手盘交易的结果。2015年一波汇率的急剧贬值可能只是个例，当时资本管制力度相对较弱，国内主体“走出去”风起云涌受到政策的鼓励，大量主体在境内用人民币换取美元，形成境外美元资产、境内人民币负债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与央行进行对赌人民币贬值，并在2015年二次汇改前达到高峰。
8月份以来，央行迅速出手，加强了资本项目的宏观审慎管理。8月6日上调了远期售汇业务风险准备金至20%，限制境内银行银行上海自贸区FTU单元向境外拆放人民币，8月24日重启外汇交易的逆周期因子。一套组合拳下来，基本打掉境外对手盘的抵抗预期，对手交易的能力极度下降。数据显示，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为5976亿元，其中清算结算的人民币存款为3264亿元，均呈稳定态势。境外发债和对外投资基本稳定，不存在给境外投资者输送更多炮弹可能。
由于宏观管控能力加强，调节的余地较大，人民币汇率走势完全可以以时间换空间，破7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从政治层面看，我国应对贸易冲突分为三个应对层面，暂时将汇率战放在较为靠后。直接应对上，我国针锋相对，主要应战在Trump的选票区，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形成压力，无论是大豆或者猪肉针对的都是共和党的传统票仓，寄希望民主党掌握两院后掣肘共和党的激进政策。间接对冲方面，一方面是联日欧抗美国，另一方面是拉拢亚非拉小兄弟，比如给非洲援助600亿美元和放松对朝鲜进出口限制等，对冲贸易下行风险。前8个月，我国对欧盟、美国、东盟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均增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水平，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达5.31万亿元，增长12%，高出整体增速2.9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7.3%，比重提升0.7个百分点。防御方面，更多是加强资本项目管制，特别是加大企业境外投资的审查力度，防范以走出去为名，与国家进行汇率对赌。
总体看，尽管贸易顺差收窄，外汇储备有所下降，但风险的分散上我国也做了一定的准备，更重要的是通过宏观审慎管理等手段，拔掉了交易对手的牙齿，对赌汇率贬值的风险在降低，人民币汇率破7的可能非常小。
